新京报讯（记者张静姝 通讯员宋如碧）因与育儿嫂产生分歧，雇主刘某单方面解除了与某家政公司的服务合同，并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剩余服务费。家政公司则以合同中“上岗24小时后会员费不可退”的条款为由拒绝。近日，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该起案件，不仅支持了刘某解除合同的诉求，更明确认定该“不退费”条款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最终，法院判决家政公司向刘某退还服务费2300元。刘某因家里需要找人带娃，委托某家政公司帮忙找育儿嫂，并和公司签订了服务合同，后公司安排邢阿姨上门服务。因邢阿姨表现出色，2025年7月5日，双方续签一年期家庭服务合同，刘某向家政公司支付年度会员服务费4500元，合同期限至2026年7月4日。服务期间，刘某与邢阿姨因看护方式、服务质量产生分歧，于2025年10月24日要求邢阿姨停止服务，并自行通过其他渠道雇佣育儿嫂，随后向家政公司提出退还未履行部分服务费，遭到公司拒绝。家政公司辩称，合同约定上岗24小时后会员费不予退还，且公司可继续推荐替代人选，因刘某单方违约，不同意退费。双方协商未果，刘某诉至法院，请求解除合同并退还服务费2626元。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家政服务合同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刘某作为委托方，依法享有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其以诉讼方式主张解除合同，法院确认合同应予解除。合同约定“上岗24小时后会员费不可退费”，属于不合理限制委托人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有违公平原则，不应适用。合同提前解除系刘某自行另寻服务人员所致，家政公司并无过错，但公司未提供后续服务的期间，不应收取对应费用。综合合同履行情况、服务对价、双方过错程度等因素，法院最终判决确认合同解除，家政公司退还刘某服务费2300元，驳回刘某其他诉讼请求。法官表示，家政服务中介合同多属于委托合同范畴，委托人或受托人可依法随时解除合同。但委托人单方提前解除合同，并非无需承担任何责任，仍应根据合同履行情况、对方是否存在过错等，合理分担损失。家政公司单方制定的“上岗即不退费”条款，排除了委托人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主张退还剩余费用的主要权利，明显加重消费者责任、免除自身义务，属于无效的格式条款，不具有法律效力。持续性家政服务合同不同于一次性中介服务，服务期限未届满而提前解除的，应当按照实际提供服务的期间结算费用。提供服务方无过错的，可获取已履行部分的合理报酬；未履行部分的费用，应酌情退还委托人。编辑 杨海 校对 穆祥桐

广西是全国重点侨乡，在特殊时期，大量民众赴海外谋生，形成“下南洋”潮，侨批成为广西华侨历史和文化的独特见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潮汕与东兴的侨批业者以东兴为核心枢纽，跨国协调金融、邮政、交通等各类职能机构，开辟出一条从东南亚经东兴，沿广西、广东内陆地区秘密转运至广东潮汕等地的侨汇通道，成为战乱时期海内外侨胞联结亲情、传递信义、运送侨批的重要纽带。

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自治区侨务办公室主任李银霞表示，广西将深挖侨批文史资源，加强侨批文物保护，讲好广西侨批里的家国故事，让侨批文化更接地气、更打动人心；同时，广西将建强侨批文化阵地，开展展览和宣讲活动，推动侨批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擦亮侨乡文化名片，拓展深化涉侨文化交流。

2020年12月17日，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在西南政法大学开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景汉朝结合多年来参与司法改革实践和顶层设计的亲身经历，向在校师生系统介绍了政法系统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详细讲解了司法改革为什么改、改了什么、怎么改等重大问题。这是中国政法实务大讲堂自2019年创办以来，首次在京外高校举办。讲座由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主持。

景汉朝首先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远景目标。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明确了习近平法治思想，这是顺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要求应运而生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也为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司法改革有什么规律可循，又要达到什么目标？景汉朝指出，从改革内容看，我国的司法改革经历了“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历程，从计划经济时代交易少、纠纷少、案件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类纠纷案件不断增多，司法体制改革也呈现出“强调当事人举证责任——庭审方式改革——审判方式改革——诉讼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脉络，这一轨迹与逻辑，是对司法改革规律性认识的生动阐释，完全体现了问题导向，符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司法改革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处理好公正与效率的对立统一关系，提高司法公信力，树立司法权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司法的风气。

司法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什么？景汉朝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将司法责任制改革作为“牛鼻子”，以此为主线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实行司法责任制，首先是把办案能力过硬的人员选拔到法官、检察官岗位上，把司法工作人员分为法官检察官、司法辅助人员、政工党务等司法行政人员三类，对法官、检察官实行员额制，推动法官检察官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其次是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赋予法官检察官办案权力，并对自己办的案件负责，既明确法官、检察官的办案职权，又明确责任，实行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和错案责任追究制，以提高司法质量、效率和公信力。再次是完善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实行符合司法职业特点并与单独职务序列配套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确保权、责、利相统一。第四是因地制宜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保障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

景汉朝强调，向法官检察官放权，不能“一放了之”，司法责任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断完善制约监督机制。建立防止权力干预司法的制度，有力震慑了领导干部“打招呼”、“批条子”，以及当事人“找门路”“拉关系”。当庭宣判挤压了关系案、人情案的存在空间。以庭审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等平台为代表的一系列司法公开和信息化改革，生动诠释了“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的道理。中国的全球营商便利度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大幅提升，世界银行发布《2020年营商环境报告》，评价民商事司法制度与法院工作质效的法院竞争力排名第5、其中“司法程序质量”排名第1，美国权威民调机构公布的2019年全球法律和秩序指数排名，我国排第3。这些成绩不时引起在场同学们的热议。

经过多年的推进，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改革之路，有哪些原则必须坚持？又有哪些启示？景汉朝指出，我国司法改革的历程充分说明，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必须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必须坚持党的领导，无论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定舵把向、宏观设计，还是微观突破、落实落地，没有党的坚强领导，不可能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立足于中国国情，从中国实际出发。“在我们这个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单一制大国，盗窃罪的入罪标准，是适用同一标准还是区别对待更加公正？”“熟人社会、模糊文化、厌讼传统等，对司法和司法体制改革又有着什么影响？”景汉朝一连串的透彻分析，让师生们连连称赞。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提醒，需要看到，美元网络外部性强大，短期内难以被真正替代。她认为，需警惕国际货币体系转型期的金融稳定风险：在旧霸主无力维持秩序、新挑战者尚未准备好“接棒”的真空期，最易引发动荡。她认为，中国作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以通过人民币互换协议等，在这一过渡期扮演“稳定锚”的角色。

跨地域离婚纠纷的调处，便是一堂鲜活的实战教学课。南宁市民张女士与李先生因长期分居感情破裂想要离婚，但双方身处异地沟通受阻。潘心武带队全程现场带教参训调解员，先疏导双方对立情绪，再依法划分权责，巧用线上视频调解、电子文书送达方式破除地域壁垒，案件当日达成调解协议并完成司法确认。当事人李先生由衷感慨说，“原本以为相隔千里事情会拖延许久，没想到流程这么便捷，既解决了难题，也解开了心结。”

以“心武调解工作室”为枢纽，江南区打破单点服务局限，联动劳动监察、住房建设、征地拆迁等10余个职能部门，搭建起“一站式”纠纷协同调处平台，建立高效衔接机制：调解达成协议的快速办理司法确认赋予强制效力，调处无果的无缝导入诉讼程序，形成闭环处置链条；依托线上平台打造“指尖调解室”，异地纠纷足不出户即可线上办结。

近年来，魏家庄村立足本地土壤、气候条件，因地制宜优化种植结构，摒弃低效粗放的种植方式，大力推广“贝贝南瓜+西芹”轮作的高效种植模式，充分利用不同作物的生长周期、养分需求差异，在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土地复种指数的同时，有效改善土壤土质，减少病虫害滋生，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向提升，真正扭转了“一年一茬、靠天增收”的传统农业困境。

在谢钦看来，世界经济已进入深刻变革期。他在2026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发表的题为《开始的结束还是结束的开始：潘多拉魔盒底还剩什么？》的报告中强调，地缘政治冲突、物流链中断、电力消费增长和日益激烈的资源竞争，正对国家与企业构成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制定长期发展规划的能力和投资基础设施的意愿变得愈发重要。